五一假期第一天，你怎么过的？是奔忙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堵在景区的人山人海里，或者已经放弃出门，准备在家刷几天手机？
如果选择最后一种方式过节，从点亮手机屏幕开始，你就将不停游走在各大互联网企业构筑的系统里，你本以为你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时间，但事实上，你只是被牢牢盯住的消费者。刷完几天手机，你的颈椎和腰椎都会向你，当你以后回忆起2024年5月的这几天假期，会发现过得像竹篮打水，仅有的一点点愉快痕迹很快就蒸发殆尽。
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采访文章，主角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、《日常的深处》作者王小伟，他说，「技术并不中立，我们都在被系统所控制，解药是回归日常，因为日常生活不在系统里。」
科学技术的应用，我们原来觉得它都是好的，有科技乌托邦的想法。现在这几年情况比较复杂了，像核技术、生物工程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等等，都对我们造成挺大的冲击。
大家可能觉得，在不远的未来机器人会取代我们，人的基因也会被改造，技术风险开始跟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有关系。
以前是少数的哲学家、伦理学家关注这些问题，现在大家普遍关注技术挑战。科技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，去审查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。
问：有观点说技术是中立的，关键在于人的选择，比如腾讯提出了「技术向善」的使命和愿景，您怎么看？
王小伟：我觉得在常识意义上，不少人都觉得技术是中立的，就像刀可以用来杀人，也可以用来切菜，枪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国家，也可以用来平民。
法国哲学家拉图尔举了很多例子，比如汽车，你不停地要求大家「前方学校减速慢行」，但是效果非常差，还是会有人超速。后来工程师做了减速带，效果就很明显。
拉图尔说如果每个技术都像人可以说话，那个减速带就在说「不可以超速，超速会给你造成非常不好的驾驶体验」。
拉图尔认为工程师就是在写剧本，然后在物质技术里嵌入这个剧本，当技术布置在马路上的时候，这个剧本就表演出来了，驾驶员就得配合它的表演，就得减速。所以技术里面是嵌入脚本的，不能说它是中立的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据说当年的皇太子给李鸿章送了一把金质的当礼物，李鸿章看到它就想拿起来开两枪，但当他拿起枪的时候，注意到周围是万籁俱静、炊烟袅袅的，他一开枪就打破了这个宁静。所以又默默地放下了枪。
有句话叫「身怀利刃，杀心自起」，就是指技术的功能、物质性的安排，对你产生了说服力。你如果有锤子，看别人就像钉子，你手里有把枪，看人都是靶子。技术有那么中立吗？其实挺复杂的。
问：哲学上常说，人具有主体性，物品是人的附属品。一般我们把人看作主体，枪、技术或者物品是客体。但您刚刚说的，减速带也有自己的思想，它好像也是一个主体。
王小伟：我觉得拉图尔不一定会说减速带是主体，他排斥主体、客体的这种二分，因为他认为这是从笛卡尔以来的一种现代性建构。
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怎么看世界？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呢？那就是我是主体，是自由的理性的存在者，技术是客体，没有灵魂，拿过来随意使用摆弄。
拉图尔说这个是不对的，它本身就是个现代性偏见，你应该从更高层面观察我们的行动究竟是怎么生成的。我去做一件事，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？
比如在一些伤人的例子中，有人会说如果当时手里没刀，绝对不会干这事。但从主体-客体的视角来看，你是主体，你拿着刀可以切菜，为什么要杀人？全是你的责任。可是在特定的情境下，有刀的人就更容易冲动犯罪。
拉图尔建议我们用对称的眼光来审查行动的生成，不要只关注人，而是要观察人和物是如何一道构成特定的行动的。
人真的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自由、理性吗？我觉得好像也没有，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，人的行动自由是高度受限的，时刻受到其他物质情境、技术情境的深度调节。
在现代的技术情境下，你不想做什么你也不能不做什么，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算法，都在对你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数字刻画，然后去诱导你。
你明明已经有27双鞋了，但还是买了第28双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每次都给你推新的、符合你趣味的东西，你没控制住就买了，这个也不能太怪自己，你得原谅自己，因为那个技术系统对你造成了很强的说服力。
把任何一个人放在今天的这种技术情境下，都很难做到不去「剁手」，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堕落的人，我不自律。
王小伟：我觉得普通人反对技术诱导/挟持的空间特别小，我自己尝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回归日常，因为日常不在系统里。
你不能想着说我不看手机，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手机对抗，对抗它的同时也在放大它。越想忘记手机，可能越忘不了，更容易有挫败感。
手机现在不是我的焦点，我更关注我的那缸鱼，鱼缸每天的生态都不一样，给鱼喂喂食、刮刮藻，都挺幸福的。
问：其实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，在各方面都在侵占我们的日常，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走到生活里边去？
王小伟：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。比如说我是养缸鱼，很多人就会说，你挺有时间，我们朝九晚五的，哪还有养鱼的时间。
有一个事我特别疑惑，比如说生活在一个特大型城市中的上班族，他/她是真的没时间，还是在表演繁忙？有的人是真没时间，但有的人可能还是有半小时的时间来过日常生活，但却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忙碌、很上进、很努力。
现代生活带有表演性质，不少人要努力扮演一个忙碌的人？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更好的自己，实现一个更充实的人生。
然后你可以再问，更好的自己长什么样？更好的人生是谁告诉我的？这是我自己谋划出来的，还是说社交媒体不知不觉渗透到我心里的。
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忙碌的痛苦不是外界的一个X导致的，而是人的自我逼迫。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里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力不再是逼迫、监视，而是鼓励。
社会中充满肯定，大家总是鼓励说要乐观、要勇敢、要奋斗，处处给人点赞，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「特殊」「有才华」，终将必成大业，这导致大家现在都在自我逼迫，我不要放松，我要扮演那种很忙碌的人生。
这样一来，就把整个的日常生活丢弃了，可能慢慢地，到了40岁之后，你会发现演得好累，自己成不了爱因斯坦，也不会成为马云，那时候就会逐渐地回归日常。
我身边很多五六十岁，在学界很成功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特别单调，他们不想扮演谁了，慢慢接纳了自己，接纳自己以后生活立刻就调转了，开始钓鱼、爬山，甚至干农活等等。
年轻人可以把城市看为一座雨林。年轻力比较好，而且探索欲比较强，对很多事情抱有好奇。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橱窗。城市里最核心的区域都是消费场所。大家都在买买买，在不停地消费。
怎么能超越消费主义呢？列斐伏尔说可以把城市看作一个艺术品，艺术品不是商品，更多具有超越性的维度，就是它既没用，也不能用来换钱，只能用来观赏。
艺术品当然好，但是如果你把城市看成一个有生命的状态，看成一座雨林，或许更彻底？就能看到钢筋水泥背后的一些东西。
其实城市里有很多缝隙，比如说你走到楼下，会发现好多缝隙里长了植物，甚至还有一些动物活着。原来它们不在视觉的焦点里，完全是被忽视的。但从整个地球的表面积来看，城市反倒是缝隙，它不是整个地球的主要面貌。
同理，你看自己人生的地貌，应该把别人眼里所谓的成功人生看成一个缝隙，它绝不是生命的整个模样。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，比如做顿饭、散个步，这些都是生命自然长出的状态，是简单扎实的生活。
山里的小草不想长成大树，也不想假装鲜花，它不太在乎别的植物状态，它就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，不卑不亢的，不会去想自己在生态位里只是一个非常低阶的小草。
现代社会里，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。我们现在每天都能吃饱，甚至还能经常吃到肉，还可以喝奶茶、点外卖，喝不同品牌的矿泉水，穿的衣服款式也特别多。
但是我们似乎把生活弄得特别复杂，我就经常想是不是应该再读一本书，是不是应该在未来五年有个大变化，我和我同事的关系要怎么微妙地处理。于是捧起《孙子兵法》，捧起《人性的弱点》《自卑与超越》。生活要这么复杂吗？它可以不这样。
人生不是难题。你看小鹿在山上跑、小兔子打洞、小孩子在花园里闹腾，他们都没有题目要做，我们现在却每天都在解题。
这可能是忘了生活本来的样子。也很难强求大家放松，大家都在卷，不然心里还不踏实。但是你可以保留另一个向度，生活本来可以很简单的，老把自己活在难题里，会非常遗憾。
问：现在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，也出现了断舍离和极简主义等理念，您如何看待日常物品与我们生活的关系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与物的关系？
断舍离的侧重点在把什么东西割舍掉，让它离开我的生活世界。《日常的深处》里谈的是我们要用心审查和哪些物品可以建立深层的链接，让它进入我的生命体验中。这两个角度不一样，但得到的效果可能差不多。
对物的感念，中国当然也有。我老家那边会晒腊肉，有一天我妈回来之后跟我说，这两天把肉拿进来，让太阳歇几天。日出日落，太阳有自己的节奏，不需要歇着吧。需不需要是一回事，有没有态度是另外一回事，这就是对万物的深层次的感念。
对物产生感念，对物的态度很严肃，你自然而然地会让比较少的东西进入到自己的生活，客观上也实现了断舍离的效果。
为什么我觉得断舍离不太好呢？一是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兜售。你看断舍离的，常常是一个特大的房子，家里放着设计师单品的家具，这是一种十分昂贵的生活。
另外，我觉得当你去努力拒绝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拒绝本身会把那个东西放大。当然每个人处境不一样，有的人用断舍离的效果就特别好。
有一个读者看了《日常的深处》，给我留了一个言，我特别感动。她说他爸走了以后，火化完他们要整理遗物，有的要扔了，有的要烧了，有的要留下来。
她要扔东西的时候，她母亲就夺回来，每件东西都要讲一个故事，说她爸当年穿这件衣服的时候跟谁吵过架，跟谁下过棋、喝过茶，都讲出来了，她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其实在她母亲眼里，每件衣服都对应着一个过往。我能在这里面感觉到很多温存。
问：现代社会虽然物品过剩，但现在的人普遍感到缺乏和不足，很多人通过买买买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这种缺乏和不足是如何产生的？我们该如何消除这种不足的感觉？
王小伟：这可能是一种现代病，不仅在中国，在欧美国家也很严重。马克·费舍的《资本主义现实主义》指出这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困境，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也在谈论这个问题。
现代社会里我们传统的价值都被解构了。上帝已死，传统已死，剩下了一堆松散的选项：要不要结婚？要不要买房？要不要读博？要不要创业？要不要「断亲」？我们逐渐失去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和叙事，要把个人的快乐当成为正确生活的唯一标准。
快乐等于幸福吗？如果能划等号的话，现代社会的快乐肯定比以前多一点，但为什么不少人感觉不幸福呢？为什么抑郁症患者的比例那么高？或许以自己快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。
技术在这里是个帮凶，给你提供大量的便利和商品，让你尽量快乐起来。我不反技术，但或许有必要反思技术。
西方国家，例如美国其实有不少保守主义者，非常重视家庭、教价值，他们认为适度地回到传统，适度地回归仪式，可以帮我们缓和内心的空虚和痛苦。
我自己也正在经历这种痛苦，也时常感觉到意义感的丧失，我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在尝试用日常进行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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